邵尧夫两部古籍成珍贵典籍
近年来，宋版邵尧夫诗集以崭新面目问世，《〈重刊邵尧夫击壤集七卷〉 (宋)邵雍撰 蔡弼重编 宋刻本 二册》和《〈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九卷〉 (宋)邵雍撰 宋刻本 二册》两部古籍一经出版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。
在当年江西省政府正式公布的第一批《江西省珍贵古籍名录》中，由星子县申报的这两部古籍均“榜上有名”，分别以第192号和第193号入选。2008年3月，国务院颁布的首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中，我省共有七部古籍入选，其中就包括了这两部古籍。
之前，由于这两部古籍长期封存于库房，世人无法阅读欣赏，因而未能引起广泛的学术研究。这次正式出版发行该书，标志着这两部在地下埋葬了700多年、出土后馆藏了37年的珍贵文物以崭新的面目走向学术界。
珍贵古籍根据出土文献修编
据九江市收藏学会名誉会长、原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书记吴圣林介绍，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两部古籍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反响，主要因为它们是根据1975年在江西星子县横塘乡一座宋墓出土的两部文献修编而成的。
记者了解到，1982年，这两部出土文献由星子县文物站收藏，因缺损粘结，于3年后送往北京图书馆(现中国国家图书馆)装裱修复。两书堪称价值连城的海内宋版孤本，具有极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。
这两部古籍的作者邵尧夫是北宋著名理学家、易学大师、诗人，著有《皇极经世》《观物内外篇》《伊川击壤集》等。他的诗形成“击壤体”，仿效者又形成“击壤派”，是我国古代理学诗派最重要的支流，流行宋明数百年之久，在日本也很有影响。
为白鹿洞书院堂长生前挚爱
邵尧夫的这两部文献出土于1975年7月，其所在宋墓的墓主名叫陶桂一，南康郡星子(今江西星子县)人，历任武冈、南康军学教授、白鹿洞书院堂长，卒于景定二年(公元1261年)。两书均为墓主生前所挚爱，后作为殉葬品，最初为开沟挖土的农民所获，以草木灰吸干水分，置于厨房烟囱旁，得以未朽。
1982年，星子县进行文物普查时，经过多方寻访，终于在西平大队周杨普家查到了一部自该墓出土的《召吕尧夫先生诗全集》。同时对迁葬墓进行了清理，获得墓志《宋故陶公提斡堂长扩中记》。
为北宋末期靖康年间版本
记者了解到，出土的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，文字有12行，每行20字，分双边，白口，未分栏，目录中各卷头有鱼尾，颜柳体，黄麻纸，蝴蝶装，书背面扉页有篆体“德祥”黑色印章两处，封面及卷首均残缺。
据介绍，该书虽然埋藏在地下700多年了，但保存得还算完好，在刻印方面也异常精美，从书背面可以看出，原书为硬质绢面装，极其讲究。
另外，该书分两部分：第一部分为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九卷，三、四卷合为一卷，实际上只有八卷，共计319首;第二部分为《重刊邵尧夫击壤集》，共计213首。全书共十五卷，总计532首。
关于出土的邵尧夫诗集的版本问题曾一度困扰着学界，吴圣林进行考究后注意到其中两个细节：如《三国志》诗中“桓相鼎峙震雷音”和《争让吟》诗中“桓文争以力”中的“桓”字都刻成“相”字，缺了下面一横。因此，他认为，这是宋人为避钦宗赵桓的讳而采取的“缺笔避讳法”。由此推断，该书当为宋靖康年间(公元1126～1127年)的刻本。
据吴圣林介绍，北宋刊本多为双边，白口，字大，行宽，该书基本符合上述特点，其蝴蝶装为北宋典型的装订制度，是由唐末经折装发展而来的。因此可以断定该书为北宋末期靖康年间的版本。
在九江出土与理学有关
为什么一代理学大家的诗集会出现在星子县?根据后来学者研究，这并非偶然，还得从邵尧夫本人说起。据相关资料记载：邵尧夫是宋代理学的早期代表之一，他的哲学思想当时在北方影响较大，其诗集体现了一位道学家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观点，因而受到士大夫们的推崇。
吴圣林认为，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很可能是北方某家的私刻版，由于时逢“靖康之变”，为避战乱，刻书主人不得不携刻版南迁。由于时局不稳，南迁后又不可能马上印书，只有待南宋王朝基本稳定后，才有印书的可能。
在星子县发现宋代理学家的著作也不奇怪，因为著名理学家周敦颐、朱熹都曾在这里任过罩守。专家推断，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极有可能与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有关。
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，朱熹对邵尧夫是非常崇敬的，他曾誉邵尧夫为“占之风流人豪”，并作《康节赞》颂之。
朱熹在兴复白鹿洞书院中，曾发义江东、江西各地征求图书，在《洞学榜》中声称：“承本路诸司及四方贤士大夫发到书籍，收藏应付学者看读。”
专家认为，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刻版很可能就是在这时收集整理并重新印制，以供生员学习的。其出土的这座宋墓墓主陶佳一曾任白鹿洞堂长，年轻时受业于白鹿洞书院堂长李熠门下，所以完全有可能得到朱熹知南康军时所印制的书。以此书随葬，表明陶佳一生前对其十分喜爱。
校正相关典籍勘误
记者了解到，宋版书是世人公认的珍本，其所以受到重视，主要是由于许多著作只有宋版最接近原本，这在科学研究上是非常重要的。吴圣林认为，宋版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版本。
诗集的出土校正了传世的《伊川击壤集》。传世的《伊川击壤集》最早仅存明版，共计千余首，而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只有532首。该书收有邵尧夫两种诗集，分别是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和《重刊邵尧夫击壤集》，而明版本却把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全部刊入了《伊川击壤集》。对此，吴圣林认为，《击壤集》应是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中的一个内集，不应该把邵尧夫的诗全部刊入《击壤集》中。
另外，出土的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对于邵尧夫的生卒年代提出了质疑，一般资料提到邵尧夫的生卒年代，都认为是公元1011～1077年，共活了66周岁，而邵尧夫的诗集中却两次提到了70岁。可见，邵尧夫是活到了70岁的。清人钱大阶的《疑年录》道邵尧夫活了76岁，看来是有一定依据的。
为宋版文献鉴定提供标尺
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的出版，其中意义较大的一点是，它为北宋、南宋之际的版本鉴定提供了重要标尺。
该书刊刻于北宋末期，印刷于南宋。这个版本保留了北宋的刊刻工艺和南宋前期的装订制度，这对于鉴定这一时期的版本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。
宋版书的刊刻艺术是后世的模范，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宋版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的出土，对于邵尧夫哲学和文学的研究，以及宋代古籍刻印工艺和纸墨、装订的研究，都有着重要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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